Li Jia

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教学亦为第二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新加坡高校中文系均有开设的古典文学课程进行探讨，通过对学生的背景分析、比较，指出在新加坡高校进行古典文学教学所面对的挑战，并探索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方法。本文认为在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之下，利用不同的英译辅助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只有将古典文学作品进行适当的现代转换，才能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引发深入的赏析和思考。

汉语的国际教学不应只是语言教学，也应该包括文学乃至文化上的推广与传播。唐诗是中华文学桂冠上的耀眼明珠，学习唐诗对于外国学生理解中华文化行之有效。新加坡是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但英语已成为最强势语言，本文即以在新 加坡华文文学教学中的唐诗教学为例，探讨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自己摸索出的教学策略。

从目录版本、编纂成书、篇章结构、文本细读、文学成就等多方面，对《国语》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国语》版本系统尤其是公序本和明道本的刊刻、修补和流传作了清楚追索。该书集中讨论了《国语》许多众说纷纭的关键性问题，诸如纂者、编纂目的、性质等问题，进而得到新的结论，从而揭示出《国语》在中国早期经学和史学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此外，该书关注《国语》的“语”书特征，将之置于先秦语体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之下进行定位，从而开拓了其文体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以唐代诗评家皎然提出的“至丽而自然”说为中心，考察古代诗论中的中道自然观进行，可以看出，皎然的自然观更多地继承了盛唐风神，将之归入盛唐诗学的范畴更为合理。中道自然观渐渐淡出了后代诗论家的关注视野。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dates back to the Pre-Qin Period, and very often, such early historical prose employs a distinct narrative style. Amongst them, Zuozhuan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ronological narrative” style, and Guoyu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cality-based narrative” style. This paper seeks to analyse the narrative of “Wu-Yue rivalry” in the two texts from a narratological point of view, to understand how the two narrative styles influenced the plo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ation, narrator perspective and significance, and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上世纪30年代起，新马文学逐渐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1937年日本侵华，则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星华作家的民族意识和在地意识。担忧故土家园、思念亲人安危，直接转化为“反侵略”的主题，而从中国南来避难的文人则无疑对这种思潮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激发了他们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因而出现了大量抗战救亡的作品。潘受是其中特别著名的一位，1940年代他足迹踏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写下了上百首旧体诗。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后的研讨，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同样处于国破家亡之际，潘诗继承了唐代杜甫诗史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他的诗歌忧国忧民，充满了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主题。其次，如同杜诗，潘受在其作品中大量引用《史记》、《汉书》中的典故；第三，潘受模仿杜甫写作了许多长篇歌行体和题画诗诗歌，并且写作了大量集杜诗，从中均可看出其对杜甫的私淑和追随。

生活在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的汲黯，为西汉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人物。在治政之策上，他有效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在君臣之道上，他恪守儒家学说，忠君报国。面对这样的一位有“异己”思想的忠诚直臣，汉武帝表现出了既欣赏又疏远的态度。另外，本文将重点讨论对于《汲黯列传》中一些令人费解的文本，并且探讨其英译中出现的问题。

本文以杜牧的《孙子》注为研究对象，指出该书是唐朝注释学兴盛发展，以及《孙子》研究热潮下的产物。杜牧注一方面吸收了曹操《孙子略解》以及其祖杜佑在《通典》中对《孙子》的训解成果，另一方面又不被他们的看法所左右， 能够自出机杼颇多新见。杜牧的《孙子》注体例完善，注中广引古佚兵书，并且大量征引史实和著名战例，亦不时可见杜牧对《孙子》作战理论的独特心解，丰富了注释的内容。杜牧注《孙子》不仅在《孙子》研究学史乃至军事文献学 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