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 Peng Fu

本想研究以陳槃的谶纬研究角度切入，进一步对中国经学进行探讨。

“五四”与新加坡华校生的反殖民主义思潮的“左翼政治活动”是 1950 年代新加坡华校学潮中国“五四”新文化思想经由“反帝国主义”到“反侵略”，再到“反殖民主义”这三部曲之演化。这内化为战后新、马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

李星可（1914-1996）是新加坡的著名报人。 他出生、成长于北京，自小接受法文教育，曾留学比利时与法国。中国八年抗战期间，李星可任职于中国航空委员会，军需署与中央社，在印支半岛工作。1950年前后移居新加坡，任《益世报》总编辑，并协助法新社在本地创办其东南亚总分社。李星可曾执教于中正中学，也在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兼任讲师，亦是一位文坛健将。他对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本章节将进一步探讨这位作为曾担任教育者的著名报人对华文教育的社论。

从清末到民初,经学研究有史学化的发展趋向,学界对此已多有认识.经学史学化的一个表现,便是把经学问题作史的还原.钱穆可说是这一方面的代表.钱氏著述丰富,所论涵盖经、史、子、集诸部.他涉及经学范畴的作品虽然在其总体论著之中所占分量并不太重,但他直接针对经学问题的争议所作的文章,即发表于1930年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却曾引起重大的回响与深远的影响.钱穆虽然在经学与子学(<先秦诸子系年>)方面特有建树,但一般仍以他为史学名家.钱氏学问的根基既在史学,其经学研究乃有"以史治经"或"以史实破经说"的特色.

本文分析了《易纬》“六十四卦主岁”的内容，探讨其日历常数使用的弊病。

本文分析了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并探讨自2004 年以来教育部所进行的华文教育改革。

李光前怀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宗旨，兴学办学，乐育英才，为新加坡 教育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34 年，李光前曾担任南洋中学的董事长，负责学校每年的经费、建筑费等，修建校舍，新建国专图书馆。同时，他也兼任南益学校、道南学校、导侨学校、光华学校、桥南学校等九所中学和十几家会馆的董事。这都是为了能够帮忙教育。1953 年，李光前积极响应给予赞助南洋大学的建立，强调南洋大学办学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他一生为了华文教育出钱出力，对华文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儒有一种期以灾异警戒人主的天人之学。其以为，天人之间有一种“感应”的关系，因此自然灾异之征，必有其人事之应。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实可作为我们窥探这门学术之大体的其中一种文献。自班固作《汉书》首例<五行志>以来，编纂于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完成于唐、宋年间和之后的国史类著作都列有<五行志>或<灾异志>。学界目前的研究重在指出，纂成于汉、唐之间的正史中的<五行志>，似有一共同的书写模式，即对所记录的自然灾异必诠释其人事之应。然而，在宋代及其后完成的<五行志>中，则一般只单纯记录所见之自然灾害及物异之实，而不对其如何附会人事再作解读。这样的改变似乎表明从中晚唐至宋初开始，人们对天人之间的感应关系已不复有以往之信仰。本文首先指出，其实“着其灾异，而削其事应”的处理手法，早在编著于三国、晋宋年间的<五行志>中已见其端。因此，如果<五行志》中所陈的灾异纪事之变化可以作为窥探天人之学的兴衰消长的一个凭借的话，那么在汉、魏之际以降直至整个南北朝时期，天人之学受重视的程度已不复昔日之盛；其次说明，唯独在东晋时代，也就是干宝等人的活跃时期，这门穷究天人之间交感关系的学术可能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回潮。

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代表五十人，就经学和理学、经学学术史等内容，从多个侧面进行探讨和交流。〈杜预与“西狩获麟”〉的发言，以《春秋》的其中一则历史典故《西狩获麟》。据传，孔子以此历史典故为结，便不再继续著作《春秋》。因此虽然《春秋》里对此事件的记载十分简短，却仍有许多解析空间。此次分享便进一步剖析了杜预的解析，并探讨学界对此记载的看法。

以殷周文化为代表的上古文明,经汉代儒生的整理与消化,发展为以经学为载体的两汉文明;在魏晋士人的手上又有翻陈出新的继承与创造。然而,从上古到中古,经两汉至六朝,华夏文明的核心内容在传承的过程中是变异大于守持,还是守持大于变异？这一问题的思考,也许有助于对"文化的核心价值"之讨论,加深理解。本文拟以文字与文本的形体之演变为切入点,提出些许观察,认为古人对文字曾采取一种在应对不同层面的工作需求时,采用或应用不同形体的文字来加以处理的方式。而后,汉代人以隶书为社会的通行,通用文字以后,对前秦与先秦文字,采取的是一种存而习之的胸襟,并没有一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