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 Peng Fu

汉儒有一种期以灾异警戒人主的天人之学。其以为，天人之间有一种“感应”的关系，因此自然灾异之征，必有其人事之应。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实可作为我们窥探这门学术之大体的其中一种文献。自班固作《汉书》首例<五行志>以来，编纂于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完成于唐、宋年间和之后的国史类著作都列有<五行志>或<灾异志>。学界目前的研究重在指出，纂成于汉、唐之间的正史中的<五行志>，似有一共同的书写模式，即对所记录的自然灾异必诠释其人事之应。然而，在宋代及其后完成的<五行志>中，则一般只单纯记录所见之自然灾害及物异之实，而不对其如何附会人事再作解读。这样的改变似乎表明从中晚唐至宋初开始，人们对天人之间的感应关系已不复有以往之信仰。本文首先指出，其实“着其灾异，而削其事应”的处理手法，早在编著于三国、晋宋年间的<五行志>中已见其端。因此，如果<五行志》中所陈的灾异纪事之变化可以作为窥探天人之学的兴衰消长的一个凭借的话，那么在汉、魏之际以降直至整个南北朝时期，天人之学受重视的程度已不复昔日之盛；其次说明，唯独在东晋时代，也就是干宝等人的活跃时期，这门穷究天人之间交感关系的学术可能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回潮。

本章以新加坡华文中学曾经统一使用的《华文》课本为分析文本，拣选与儒家思想有关的代表性课文作重点分析，追溯新加坡学生如何接受儒学原典的启蒙，以及新加坡教育对“君子儒”的培养。本章具体指出，通过论学、做人以及对国家尽忠的孔孟语录的筛选，课本编纂者有意灌输“个人其成就生命之最大意义与价值的道德场域”， 应是社稷而非私我的思想。

儒学是否是一门只专注于讲纲常名教、重尊卑辈分之分的传统学问？儒家思想之中是否也蕴有丰厚的与时并进之精神，以及与现当代社会之价值观深刻契合的基因与内涵？李晨阳教授于中西比较哲学有专精研究，梁秉赋博士则在经学与思想史方面颇有钻研。两位在本书中为大家介绍了儒学这门传统学问中富生命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