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Jia

有关《国语》一书编纂诸问题，由于其成书古老而甚难考索。本文指出《国语》透过历史上的善恶成败事迹,向执政者进谏，使之从中得到经验教训，从而更好的修身治国。而这一编纂目的是藉该书所采用的劝谏性的四段式，和具有预言 性的三段式结构达成。这种首尾呼应的篇章结构，有效的服务于该书鉴察往事，警戒将来的编纂目的。另外，该书所记史实多有出入，亦可证明其并非以实录历史为目的；而善恶兼记的特点则可证“明德”说的不足。此外，《晋语》中有连续三篇所载内容相似，但是三篇字数的多寡，内容的繁简，以及篇章的结构等都很不相同，通过比较分析，不难发现三篇的内容显然存在着由简到繁的衍变过程。本文认为《国语》的写作是作者在明确的编纂目的指导之下，将各国语书数据选择、充实、润色，虽未尽统一，却具有清晰的内在系统性。

1930 年代的南洋有一大批活跃在报刊杂志上的知识分子，希望改善生活的样貌，有的人怀抱着着启蒙国人的愿望，有的人则期望掀起一场革命的热潮，但以上种种愿望和诉求在现实中都遭受挫折，因而在其创作中都或明或暗的透露出焦 虑的情绪因子。本文以《南洋商报》副刊中所载的散文为研究对象，对其焦虑书写的原因和表征做出分析，侧面验证南洋文学与中国文学在历史潜流中的互动性和承继性。

在移居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中，丘菽园是于旧体诗致力甚勤的一位诗人，被誉为“南国诗宗”，创作丰富。丘菽园的旧体诗中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政治民生的关注，表达出深沉的故国情思，不断歌咏家乡风物，更将大量的语典、事典融入诗歌的写作之中；由于侨居南洋，丘氏常常接触到不少新生事物，诗中的新鲜语汇与域外视野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此外丘氏还有不少具有南洋在地特征的诗篇，这些都显示了传统的旧体诗文学样式与近现代文化碰撞的痕迹，彰显出传统文学形式在异域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文选》中的“难”、“对问”、“设论”，历来对其文体分类、特征及其文体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通过讨论《难蜀父老》一文在形式、内容、结构、性质等方面的特点，指出“难”体具备先秦“语”体的特征：即对问的形式、有关国家政治的内容，强烈的议论说理的目的，以及相对类型化的写作体制，其文体当来源自“语”体。同时，本文指出《难蜀父老》在对话双方人物的设置方面，较“语”体有所突破并说明其意义。此外，通过比较分析《对楚王问》、《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的文体特点，指出先秦“语”体当与“对问”“设论”都有源流关系，并具体分析其在汉魏六朝所展现出的新 文体特征。

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教学亦为第二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新加坡高校中文系均有开设的古典文学课程进行探讨，通过对学生的背景分析、比较，指出在新加坡高校进行古典文学教学所面对的挑战，并探索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方法。本文认为在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之下，利用不同的英译辅助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只有将古典文学作品进行适当的现代转换，才能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引发深入的赏析和思考。

汉语的国际教学不应只是语言教学，也应该包括文学乃至文化上的推广与传播。唐诗是中华文学桂冠上的耀眼明珠，学习唐诗对于外国学生理解中华文化行之有效。新加坡是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但英语已成为最强势语言，本文即以在新 加坡华文文学教学中的唐诗教学为例，探讨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自己摸索出的教学策略。

在新加坡这个特殊的二语环境下，古文教学主要面对诸多困难。本文首先辨析“文言文”“古代散文”“古文”几个名称的区别，既而从古文的文体特征出发，确立该文体教学的基点；以古文的文学性教学为目标，以问题导向学习为主要教学方法，总结出适用于不同类别古文的教学策略，包括结构图和魔法帽等。通过问题导向学习，激发学生主动探究古文的热情、培养学生对于古文“知趣”的思考能力、以及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强化学生后认知的能力。透过对古文的深入理解，提升鉴赏能力，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

从目录版本、编纂成书、篇章结构、文本细读、文学成就等多方面，对《国语》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国语》版本系统尤其是公序本和明道本的刊刻、修补和流传作了清楚追索。该书集中讨论了《国语》许多众说纷纭的关键性问题，诸如纂者、编纂目的、性质等问题，进而得到新的结论，从而揭示出《国语》在中国早期经学和史学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此外，该书关注《国语》的“语”书特征，将之置于先秦语体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之下进行定位，从而开拓了其文体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本文围绕楚汉时期那些在《史记》中没有传记的谋士、辩者展开，通过比较刘邦、项羽对待小谋士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探讨汉胜楚负的原因；并从汉初几位大功臣的遭际，探讨小谋士在楚汉战争以及汉初立国这一特殊时期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最后简析司马迁在记载这些谋士时所体现出的高超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