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Jia

自汉迄今对于张骞的功过评价，多以正面褒扬为主，他坚韧不拔、舍生忘死的精神，忠于国家、宽厚诚信的品行，令其成为使臣的杰出楷模；而他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首功，更是为后人所颂扬。但其实张骞也曾招致不少人的批评，指责其逢君之恶、生事劳人。文中梳理了西汉以后史籍和诗文中对于张骞功过两极化的评论，继而上溯到《史记·大宛列传》，分析司马迁对于张骞的看法，以及在书中的表达。本文认为在对于张骞的评价上，展现出司马迁冷静的理性精神与饱满的感性情感间的纠葛。司马迁嘉奖张骞作为使节的品行，肯定其“凿空”西域的划时代意义；但却不赞成或者说无法理解武帝对西域和匈奴战争的重要性。故而司马迁在微言中寄寓“大义”，在客观记史之中，委婉表达对于张骞其人和开通西域诸事的主观感受，讽刺其才具不多，任意妄言；批评张骞为谋个人私利，挑动武帝通大夏、攻大宛，导致国家虚耗、民怨沸腾。司马迁在若隐不发的文字中，意欲“补弊起废”，而其看法亦造成了后人对于张骞的褒贬评价。

《国语》乃中国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但对该书的文学性探讨尚有欠深入。本文主要从篇章组织、说理方式以及行文风格等三个方面对《国语》的文学性进行析论。 认为《国语》于事中记语的篇章结构，使得每篇能以一事为起讫，因而在叙事的完整性上具有优长；在具体的写作上，该书善设伏笔，常常运用铺排、渲染之法欲抑先扬，从而使得情节曲折富有波澜。《国语》一书擅长说理，观点明确、议论透辟、逻辑严谨；注重论证，娴熟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言辞富艳铺张，亦不乏虚构与夸张。在行文上，《国语》常有讽刺幽默、绵里藏针者，其文风韵藉婉转、意味悠长，这些都为后世古文家所称许和借鉴。

本文以杜牧的《孙子》注为研究对象，指出该书是唐朝注释学兴盛发展，以及《孙子》研究热潮下的产物。杜牧注一方面吸收了曹操《孙子略解》以及其祖杜佑在《通典》中对《孙子》的训解成果，另一方面又不被他们的看法所左右， 能够自出机杼颇多新见。杜牧的《孙子》注体例完善，注中广引古佚兵书，并且大量征引史实和著名战例，亦不时可见杜牧对《孙子》作战理论的独特心解，丰富了注释的内容。杜牧注《孙子》不仅在《孙子》研究学史乃至军事文献学 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937 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序幕。战争爆发之前，南洋诗坛对于当时隐伏在平静表面下的各种社会矛盾都有着忠实的反映。特别是民族矛盾、劳资矛盾、侨民意识与马华本土性意识之间的观念冲突、五四新思潮与落后封建思想间的矛盾，都有诗人付诸笔端予以表现,而以民族和阶级矛盾占主要篇幅。笔者从《南洋商报》1930 年代所刊载的新诗入手，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分析方式，同时以“诗史”为角度，将历史融入到文学的研究范畴，分析这些新诗中所反映出的现实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多元社会心态。与此同时探讨南洋文坛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联系，说明当时南洋文坛正是继承了五四思想解放的武器，以文学的形式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戈一击。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dates back to the Pre-Qin Period, and very often, such early historical prose employs a distinct narrative style. Amongst them, Zuozhuan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ronological narrative” style, and Guoyu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cality-based narrative” style. This paper seeks to analyse the narrative of “Wu-Yue rivalry” in the two texts from a narratological point of view, to understand how the two narrative styles influenced the plo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ation, narrator perspective and significance, and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在国际汉语教学中，新加坡的文学教育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和前进，是颇具自身特色的“新加坡派”。 新加坡政府一直坚持实行“双语教育”的政策，致力于培养“双文化精英”，故而在华语的语言教学之外，还包括着文学文化教育。 本文即围绕新加坡华文文学教育的曲折历程，探讨其中的得失。

上世纪30年代起，新马文学逐渐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1937年日本侵华，则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星华作家的民族意识和在地意识。担忧故土家园、思念亲人安危，直接转化为“反侵略”的主题，而从中国南来避难的文人则无疑对这种思潮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激发了他们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因而出现了大量抗战救亡的作品。潘受是其中特别著名的一位，1940年代他足迹踏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写下了上百首旧体诗。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后的研讨，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同样处于国破家亡之际，潘诗继承了唐代杜甫诗史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他的诗歌忧国忧民，充满了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主题。其次，如同杜诗，潘受在其作品中大量引用《史记》、《汉书》中的典故；第三，潘受模仿杜甫写作了许多长篇歌行体和题画诗诗歌，并且写作了大量集杜诗，从中均可看出其对杜甫的私淑和追随。

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教育可追溯至早期华校的中学华文课本，发展至今经历了曲折历程。本文以1959 年颁布的《华文中小学华文课程标准》、2006 年颁布的《中学华文文学课程标准》以及2013 以及2018 年颁布了《中学华文文学课程 标准》为主要线索，探讨在这些框架指导下，新加坡华文文学教材发生的几次重要嬗变，并探讨在此过程中新加坡对于建构自身文学教育的不断探索与努力。

通过对宇文所安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的分析，结合其以往著作中有关编纂文学史的观点，并与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进行比较，探讨宇文教授新编文学史理念。本文认为《剑桥中国文学史》秉承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注重接受史的逻辑思维，提出了文学史是对以往文学文化的叙述、文学史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一部分、经典的形成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过程等重要观点。此外，新编文学史还特别关注物质文化对文学的作用、文学发展的不确定性，并打破以朝代进行文学分期的传统、较好的贯彻了以文学本位书写文学史的观念，从“旁观者”的视角提出了颇多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