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 Feng

汉语短语实现为句子需要完句成分作为支撑，现有完句成分的几种归因解释还存在一些不足。完句成分研究中应注意区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句子，对于语句信息量的计算既要考虑整体的认知推理解读，也要考虑不同类型完句 成分的分项要求，而教学中完句成分的确立应以最小基础句为出发点，避免将“完句”问题扩大为不同层面的多因语误。

语言学习离不开语言训练，有效的练习设计是语言教学质量和效力的重要前提和保证。练习既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实施的关键环节。相对语文与对外汉语教材练习的研究，华文教材练习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在中国大陆CNKI文献系统中，有关“华文”练习的研究只有期刊两篇与硕士论文两篇，且这些研究都未涉及新加坡华文教材练习。本文以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欢乐伙伴》四年级华文活动本（上册）为样本，对新加坡小学新版华文教材的练习进行初步分析与研究。本文从语言教学的认知策略视角切入，总结新加坡小学新编华文教材练习设计的总体特征，指出其优点和可进一步改进之处。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华文练习的认识，也能为教师高效运用课本练习提供相关参考意见。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之下的华文教学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国语文教育，也不同纯粹外语学习的第二语言教学。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种种特异之处可称之为新加坡元素，本文拟就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中的新加坡元素进行探讨。认为应处理好华族文化和本地文化及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选择问题，同时注意教材中文化呈现的层级性及呈现方式；现行教材的单元教学模式尚未真正反映不同学习者类型差别的不同需求，而新加坡华文教材语言如何协调核心规范标准与学习活的语言、使用活的语言这一新教改目标需要重新思考，华文教材的语言应适当体现地域化特点。结合新加坡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教材中应采用口语从宽和书面语从严的解决策略。

本文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文字等级大纲》中的兼类词作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分析并与《现代汉语词典》（2005版）进行了对比。统计分析表明，即便采取较为宽松的标准，汉语兼类词的数量也有限，不会造成所谓兼类过多的情况。兼类词处理上的不同是“小范围内的大麻烦”，而麻烦的部分原因恰恰与以往担心兼类过多而将自指类动名兼类词单类化的做法有关。辞书与教材标注词性的主要目的是概括反映词语的句法属性，帮助学习者掌握词语的用法。兼类词标注的单类化会在词语用法的解释和处理上遇到一定的困难，从语言教学角度看，《大纲》和《现汉》采取兼类词从严标准的处理办法值得商榷。

新加坡华文教学是一种特殊的二语教学，新加坡的复杂语言环境与学习者的多样混合性是新加坡华文教学面临多重困难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小学生华文作文词汇语法语误的调查和分析发现，新加坡小学生华文语误中受英文影响而形成的偏误已占相当比重，主要偏误类型集中在介词性方位结构、偏正语序、动态助词“了”的运用和句式移用四个方面；同时，新加坡小学生书面表达中，新加坡华语的一些明显变异表达（假性语误）也相当突出。这显示新加坡小学华文教学中对标准或规范表达未引起足够重视。文章据此对新加坡小学华文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和词汇语法教学策略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本文对《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所收部分成语词条作了分析和讨论，认为这些成语在出条形式、意义解释、配例和用法说明等几个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学习词典在处理成语词条时应更多地从现代汉语学习者学习的角度考虑，只有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细加推敲，才能真正突出学习特点，成为不同类型汉语学习词典中的楷模。

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华语地位变迁的考察,探讨了新加坡华文教育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文章指出由于新加坡政府所实行的双语政策是一种非平行的双语教育,同时由于政府对不同语言定位的导向不同,使得华文教育面临结构性和根本性的困难。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拓展华语的应用空间、提升华语的实际地位,双语政策有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有其名无其实的局面,新加坡人兼通双语的竞争优势也将一去不返。

语气副词“并”的多重功能属性造成了对其语法意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通过比较“并”的不同功能，可以看出这些不同功能源出于“并”的“申明”语义功能，即申明对前文所形成或存在的某种推断的否定。汉英两种语言对译调查表明，这种语用推理否定在英语中并无汉语中类似的专用功能词语。目前一些辞书的解释说明及出例都存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此类虚词教学更应注重上下文及语言背景知识的衔接和推断，把握核心意义是准确理解和掌握词语用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