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本文通过对中国、新加坡两国 IT 教育政策的分析，以及在职业医学教育中应用情况的对比，找出中、新两国 IT 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借鉴新加坡 IT 教育发展的优势，发展和推动中国的教育，为中国 IT 教育的崛起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章对中国、新加坡的 IT 政策的理论及实践进行了分析，介绍了两国政策，总结中国政策的特点是: 一种渐进式的综合方法的政策。新加坡政策的特点是：一种从具体到战略性变革的政策。

以 IT 教育模型为依据，形成本论文的理论体系。并从社会、教育和实际工作的需要等三方面阐述了本论文的意义。以及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 IT 教育的影响。

用 SWOT 模型分析了中国在 IT 教育方面发展的最大机会是可培养的高数量的人力资源，以及可发展有潜力的市场。新加坡则是敏捷、实效及高效率；可靠并反应迅速的政府运行机制和切实有效的 IT 政策。论文采用比较研究、专家咨询等方法，收集和分析资料。对资料信度、效度的评价是通过三角验证法、参与人员检验法等检验资料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以保证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分析了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和执行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中国的发展特点和面临的现状。根据对两国 IT 教育情况的对比分析，设计了实施方案，将新加坡成功经验引进到作者学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推动山西职业医学教育的发展。

本文以新加坡和中国大学自主政策比较为主线，叙述了选题的特殊背景，在选题背景中主要分析了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大学管理体制的转型的必要性以及中国对大学自主权的追求。明确了传统大学自治的内涵及目前世界上大学管理体制的典型模式。分析了中、新两国大学自主政策比较的难度、意义与可行性。重点阐述了新加坡大学自主政策对中国大学管理制度的启发意义。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大学自主政策的对比中，逐渐勾画出中国大学自主的模式。并结合国情和大学自主的本质，阐述了对大学自主的新的认识，认识到大学管理效率是大学自主的最终目标，提出大学自主与责任、能力共在的观点。另外，在分析大学自主政策的同时，也着意探讨了大学的应有的精神和规律性，及其发展所需的条件。

新 加 坡 作为 发 达 国 家 ,中 国 作为 发 展 中 的 国家 ， 两 国政 府 都 从 自身 国情 出 发 ， 制 定 和 推行 了 一 系列 教育 政策 ， 配 置 教育 资源 ,创设 和安排 教育 机 会 促进 教育 公平 ， 提 升 教育 水 平和 社会 成 员 素质 ， 教 育和 社会 、 经 济 取得 了 可 豆 的 发 展 ， 也 都 存在 一 些 值得 关注 和 需要 解决的 困难 和 问题 。

本 文 以 两 国 “ 教 育 共 享 机 会 的 创造 、 安排 与 机 会 平等 的 保障 政策措施 ”,“ 教 育 机 会 安排 形式 平等 与 实际 平等 的 差距 ” 两 个 方面 为 比较的 重点 ， 指 出 其 主要 类 似 和 差异 。 同时 ， 根 据 两 国政 策 执行 中 的 事实和 效果 等 分 析 , 证 明 两 国教 育 机 会 安排 具有 各 自 的 成 功 性 和 存在 的 问题 。 初步 结论 是 : 两 国 从 教育 机 会 形式 平等 看 ， 差 别 及 强 藤 不 很 明显 ; 从 实际 平等 看 ， 新 加 坡 “ 平 等 ”的 实现 水 平 比 中国 高 .体现 为 : 新 加坡 教育 管理 体制 更 有 利于 全 国 统筹 安排 教育 机 会 ,调配 教育 资源 ; 中国教 育 机 会 平等 的 政策 措施 经 费 保障 力度 不 够 ; 新 加 坡 教育 机 会 安排与 国家 经 济 建设 需要 结合 更 紧密 , 使 教育 发 展 在 经 济 社会 发 展 中 赢得了 主动 地 位 ， 促 进 了 教育 公有 平 和 社会 公平 .

笔者 就 借 监 新 加 坡 的 成 功 经 验 提 出 了 建议 并 就 笔者 工作 所 在 地区 引进 新 加 坡 经 验 进行 了 初步 思考 。

本文阐述了教育投资对新、中两国的重要意义，对新、中两国的教育投资政策从宏观上进行了异同分析，从微观上对两国教育投资的重点领域如资讯科技、学校重建、教育储蓄、教师待遇、资助贫困学生等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两国的教育投资政策,总结了新加坡教育投资政策取得的四点成果,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

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教育投资经验，对中国教育投资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增加教育投资总量；二是实施均衡的教育投资政策；三是改革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本文还就新加坡教育投资政策中的“三项计划（学校专长活动津贴计划、教育服务奖励金计划、教育储蓄计划）”引进中国河北省沧州市进行三年试点，逐步推广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一是学校专长活动津贴计划，由学校提出发展师训、教学、科技、特色课程、文化、艺术、体育、课外活动等方面的计划安排，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资金津贴，建设特色学校；二是实施教育服务奖励金计划，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造就名牌教师；三是教育储蓄计划，探索建立有利于优秀学生脱颖而出的教育和管理机制，培养特才学生。并制定了实施“三项计划”，培养造就名校、名师、优秀学生的工作规划和计划。

本文运用《平衡计分卡实用指南》([美]保罗.尼文著 胡玉明等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 务实》([美] 彼得.圣吉著 郭进隆、杨硕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出版发行)、《宏观经济学》([美] Robert Frank Bens Bermankez 著 郑捷 王瑾 王星尧译 张瑾校对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6 第二版)等基本管理理念，通过分析教育督导的意义和作用，阐述了比较中、新教育督导制度的必要性；通过比较中、新两国在教育督导制度执行方面的差异，剖析了两国教育督导制度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通过对比中、新两国在执行教育督导制度的成功之处及所遇到的困难，找出了中国对新加坡教育督导制度的可学经验和需要注意的问题；通过分析引进新加坡教育督导制度先进理念的理由和方法，找准了改进我市的教育督导制度关键。通过从以上四个层面的阐述，以期找准教育督导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为今后搞好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

本文分析了新中两国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新中两国职业教育宏观与微观办学效益的比较，找出中国职业教育办学效益相对较低的根源在于职业教育的目标不同、政府重视程度的不同和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发挥的不同；学校管理体制与内部机构设置的不同、与企业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的不同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得出了政府要在政策和资金两方面给予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有力支持；改变现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成为学校与企业的桥梁；举办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高职院校；围绕服务企业，学校增设专门与企业合作的内部机构，牢固树立为企业服务的理念，在微观层面扩展与企业的实质性合作；提高效率是解决教育经费紧缺的一项重要措施等结论。并以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对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系级办学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增强办学效益的具体措。最后，就提高新加坡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效益提出了建议。

本文从政策的角度，以经济学的视角，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新加坡与中国大学国际化政策。

本文共有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讨论了研究论题的范围，.分析研究新加坡大学国际化的原因，提出研究新中两国大学国际化政策比较的方法。

第二部分是新中两国大学国际化政策综述。首先简单介绍新加坡大学体系、教育改革及其国际化历程，指出新加坡大学国际化政策的目的和具体措施，分析其政策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接着分析中国大学国际化政策，先介绍中国大学体系和中国现代一流大学国际化政策变革的历程，再说明其执行政策的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了中国大学国际化政策的特点与存在问题。

第三部分比较和分析了新加坡与中国大学国际化政策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第四部分提出中国应该借鉴新加坡大学国际化政策及执行中成功的两大措施：一是设立国际学术咨询团。二是创造以外语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语言媒介的多语言多文化的教育环境。

第五部分结论中，指明中国大学国际化究竟应当从新加坡学习什么。得出结论：政策的借鉴和学习，关键不在于某项具体的政策，而在于政策如何制订，以及政策制定后如何推行、反馈和调整。

中国以一个穷国的国情举办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其在基础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日趋激烈的国际形势对国家综合实力提出的挑战，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与社会对人才培养要求不相适应的弊端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基础教育改革的矛盾焦点在哪里？突破点在哪里？怎样使教育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相得益彰？

新加坡的教育已享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形成了经济与教育的良性互促与循环。论文作者对新加坡的基础教育升学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运用类比的方法，以经济学、社会学、系统论、教育政策学、教育心理学等基础理论以及两国相关教育政策为依据，对新加坡和中国从小学至大学的升学通道以及相应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评述了系统建立依据；比较了系统异同；分析了两国系统利与弊；提出了学习与借鉴。

论文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考虑了中国具体国情、政治制度和现有经济实力，所提育人观点时代感强，所提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新加坡政府视人力资源为国家的唯一资源，把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支撑产业生存、升级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环节。围绕经济建设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需求，构建了政府经济综合部门主导，学校、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在国家独立后的 40 余年时间，为新加坡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成为世界发达国家提供了高素质的世界级劳工队伍。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构建了初、中、高级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国家正在引导学校将工作重点由规模建设向提高质量、办出特色转变。对比两个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现状，新加坡的职业技术教育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仍是教育事业的一个薄弱环节。借鉴新加坡职业技术教育成功经验，将启发中国推进职业技术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学校为本的学历教育向企业为本的实践技能培养转变，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实行地方政府主导，面向市场，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

本文重点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于新加坡和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分类管理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回顾该政策在两个国家的演进历史，作为探讨现状和分析政策的基础。本文重点研究新加坡的自主学校、自治学校政策与中国的重点学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探讨这些政策对于国家和个人的积极意义。

两国学校分类管理教育政策的相似性，都表现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目的在于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更高层次人才，无论范围和程度如何，学校分类管理教育决策的过 程都伴随一个民主的程序。而在政策出台的程序、执行教育政策效率、显现教育决策效果等方面，又表现出了两国间的差异性。

新加坡的学校分类管理在多渠道办学，调动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办学积极性，推出有特色、高水平的自主课程，增大校长办学自主权，提高自主学校、自治学校办学成绩方面，无疑是成功的。但在自主学校学费，教师面临的压力和学校决策层的运作方面，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分类管理政策在面对国情、体现“因材施教”原则、重点中小学办学成效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在推行中也面临教育公平的争论、生源竞争、师资竞争等方面的困难。

新加坡善于吸收国外先进办学理念，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经费多样性，真正赋予学校自主权，在分类推进中实现教育公平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大学自主或大学自主治理，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大学制度中，不仅是大学自身治理的一种传统，更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把它作为一项国家的大学教育管理政策来为本国的大学体制创新及为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服务。

新中两国的大学在伴随着本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两国政府和大学自身都作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新中两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同，但大学作为国家科技文化创新体系的要素，他们的作用和职能却是相同的。

然而，有价值的是，新加坡和中国在文化（儒家文化或文化传统）、区域（亚洲）上又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在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其大学的发展也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这些深深值得我们反思。一所大学的发展除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大学管理政策对大学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通过对新中两国之间的大学管理政策比较研究，我们看到这一政策在两国政治经济不同背景下，对大学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及这一政策在两国大学自主发展领域延伸的深度和广度也不相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要向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其有效的大学治理政策，反思和构建我国大学的管理体制，特别是我国大学自主办学的模式。

随着终身教育思想全球化的到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给教师教育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培养教师的职业水平，提升教师专业化，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教师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中国与新加坡国情不同，教育上也显示出不同的发展历程及特点。新加坡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有很多宝贵的精华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教育事业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样值得研究和参考。

考察教师教育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加坡为建立学习型国家，教师教育的政策体系随着本国优质教育制度的形成而逐渐完备。中国（以河北省为例），真正“一体化”的教师教育出现于 21 世纪初。“十五”规划期间，中国教师职后培训政策的宏观思路和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当前中国教师职后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构建执行层面的体系框架。那么，学习和引进新加坡的宝贵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 “教师事业发展计划”与“理论——实践课程系统”展示了新加坡卓越的教师教育政策，为中国探索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实践过程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中小学教师评价制度各具特色。在对本国教师实施有效管理的过程中，依据其各自的评价制度所进行的评价实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两者也相应地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欠缺。

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是分析目前中新两国中小学教师评价制度的优势和劣势及其评价实践的长处和不足；特别是针对中国在教师评价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困难，着力寻求改善的对策和措施；并通过借鉴新加坡中小学教师评价制度的优势，完善中国的教师评价制度，使评价实践活动更为科学规范，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消除各种不利的影响因素，促进教师评价在教师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功效和推进基础教育教师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本论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和访谈等方法，以中国和新加坡中小学教师评价制度及其实践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和新加坡中小学教师评价制度和评价实践的现状、现实意义、特点与作用等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

本论文在借鉴新加坡中小学教师评价制度成熟管理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中小学教师评价的实际情况，对建立符合中国中小学教师自身特点的评价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期望能够对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师评价体系有所帮助。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中小学教师评价制度主要存在教师考核评价制度不健全、教师考核评价忽视教学过程、绩效考核与能力评价相混淆等主要问题。在分析中小学教师评价制度主要问题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中国中小学教师评价制度的对策和措施：第一，充分赋予校长权力，以绩效协议为基础，科学构建绩效评价的制度体系；第二，建立分层分类、重视沟通反馈与绩效改进的教师绩效管理体系；第三，以绩效改进为目标，实现全面的绩效管理。第四，建立教师潜能评估制度，为后备优秀人才的成长铺设高速通道。

自 1965 年建国以后，新加坡政府就把教育摆在和国防同等重要的位置，把两者都作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四十年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新加坡的教育事业也得以长足发展。到底是教育促进了经济，还是经济推动了教育，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两个论点都成立。新加坡的教育很值得我们研究。

中小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的基础，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整个教育事业的成效。而有序的管理是搞好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关键。新加坡的中小学教育管理具有科学、务实、规范、细致的特点。本文试图以立体的视角，全方位探索新加坡对中小学管理的方法和经验，共涉及诸如宏观管理、教育理念、教师管理、师德操守、学制、分流、德育、双语教育以及中小学评估等各方面，并一一与中国的相关管理政策进行对比，总的结论是新加坡的中小学管理经验有长处，有成就，有特色，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但是，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去审视。全面研究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吸取其精华，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毕竟是中国之外唯一的以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渊源；新加坡又是比较成功的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给我们提供着前车之鉴。

学校是教育变革发生的主要场所，学校变革的实质是一场组织革新，目的是要让领导者、教师和学生适应新的环境，提高教与学的效率；改变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活动的关系、环境与人的关系、教学目标与教学形式的关系。组织变革通常是从人员变革开始的，人员变革是组织变革中最活跃的因素，可以说组织变革的成败取决于组织内部人员的变革。因此，学校变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是学校组织革新中的具体实施者和关键要素，教师的变革主要包括了教师个体的态度、情绪、期望、认知、技能和行为上的改变。这种改变需要调动组织中人员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使之主动自主地投入变革活动,否则组织革新无法实现，甚至成为变革的巨大阻力。教师参与变革的主观能动性可以称为教师变革的主体性。

如何解决所有组织人员发自内心的主动参与、树立牢固的动机意识，即如何调动教师变革的主体性问题，是学校变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实现学校变革的前提。本文试图探讨学习型组织与教师变革主体性、以及学校变革之间的关系，通过学习型组织的建立，提升教师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形成组织的“共同愿景”，改善组织成员的“心智模式”，通过“团队学习”让组织成员具有“超越自我”的精神，构建起一个支持变革的“系统思维”，解决组织成员的参与和实施变革的主动意识，充分调动组织成员参与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达到组织革新、促进组织进步的目的，同时实现学校变革的目标。

教育分流是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制约着教育目标能否实现。教育目标的核心是培养和选拔适应社会需求的多种类型与多种规格的人才，而教育分流则是实现教育培养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格人才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教育分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整体改革与发展，实现了教育的整体发展战略，特别是施行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政策更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但是中国的教育分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产生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也不容忽视。

新加坡的教育分流从小学一直贯穿到大学，多层次的分流学制及时将不同层次的人才分流到相应学制的学校，并最终分流到相应层次的职业，使每名学生都能找到体现自己价值的位置，极大地减少了人力资源的损耗。但是新加坡的教育分流政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产生了一些教育问题，因而成为社会关注教育问题的焦点。

新加坡中学教育阶段为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开设了普通工艺课程，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毕业时参加不同水平的升学会考，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以及新加坡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轨并举，合理流动的教育分流措施对于促进中国普教与职教合理分流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美术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审美教育和人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提高与完善人的素养和人格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世界各国的美术教育者都在积极地进行着美术教育的改革，探索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回顾 20 世纪，各国的美术教育领域都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同时，在各国的美术教育中还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因此，在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及探索 21 世纪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时，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本国，还应该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

本文在概述世界各国基础美术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和新加坡基础美术教育政策的比较分析研究，可以看到两国在基础美术教育领域的异同之处，以及新加坡美术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结构等进行统计描述，对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比较，即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比较、高等教育增长速度比较、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比较、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比较，揭示出中新两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对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三个方面的分析，即大学毕业生就业与教育制度本身的关系、大学毕业生就业与国家宏观就业政策关系、大学生毕业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等。在得出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中新两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几点建议以及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就业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的信息化必然包括教育的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已成为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中国在 2000 年召开了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亦译资讯科技）教育会议，明确提出“要努力推进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整合，鼓励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并把信息技术教育融合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背景下，重视实现首都教育信息化，并希望利用“网络”来建立一个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学习型社会。新加坡政府主张“全民皆电”，建立“电子国度”，因此，教育制度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变革，教育部宣布的三项教育新动向中包括在教学上引进信息技术。本文将主要以中国北京与新加坡对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政策、推进策略以及信息化环境建设进行比较，以期能够得到更多的借鉴。

本文通过对中、新两国中学德育教育（包含高中）的比较、分析、研究，进一步说明，新加坡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人民生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跻身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且，国民的精神面貌也为世人称道。新加坡今日的成就，与它重视教育的发展、重视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成功的学校德育是分不开的。中、新两国都是受东方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在教育的发展中一直重视德育工作，在中学德育教育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通过对中、新两国中学德育工作比较分析，吸收和借鉴新加坡中学德育教育的成功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德育工作。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德育的内涵和进行中学道德教育的意义；第二部分分析说明中、新两国中学德育教育的相同点和差异；第三部分分别指出中国和新加坡在中学德育教育上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不足，改进德育工作的必要性；第四部分从两个方面阐述吸收借鉴新加坡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德育工作。一是借鉴新加坡种族和谐政策，搞好我校新疆班建设；二是借鉴新加坡学校环境建设的经验，利用校园环境进行德育教育，培养合格人才。